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觉得不该坚持梦想的时刻，是在出国后的第三年——我第一次回家小住的时候，因为有事要去朋友所在的城市，我才在家停留了几天便没心没肺地拿着行李上路了。那天早晨，我送妈到公司班车车站，再转身去找自己的公交站，到马路对面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转头看，看见站在马路另一头的妈妈，整个人呆呆地望着我的方向。这个年近五十的女人，肩膀耸动，鼻尖通红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，流满了整张脸。她看着即将离开的女儿，竟伤心地哭成了孩子。

这是我离家三年后第一次回家，作为爸妈唯一的孩子，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，可我总是能为不回家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理由：“学校假期好短啊，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！”“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很好，不想因为回国就辞掉！”“回国几周这边的房租还要照交，多不划算啊！”

爸妈口中那个“在银行上班、和爸妈住在一起、快要结婚了、未婚夫是个老实人”的小红或是小丽，我没一丁点儿兴趣去打听。我是个江湖青年，满脑子都是闯荡四方的豪情壮志，我向往瑞士的雪山和伦敦的建筑，憧憬埃菲尔铁塔和撒哈拉沙漠，我甚至在墙上的地图上标出南极的方位，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到达……爸妈有时期盼地问：“孩子，什么时候回家呀？”我便心虚地回答：“就快了，就快了。”我就这样敷衍了他们三年，我的爸妈也为此等待了三年。

我不在的日子里，微信就是我和爸妈之间的纽带，我和爸妈的交流，全隔着小小的手机屏幕。这一端，我在早晨起床时，看见妈为我精心布置的房间；在课间休息时，看到爸为阳台的盆景做了个小鸟巢；晚上去打工的路上，收到花园里枸杞结果的照片；又在无数个入梦前的深夜，收到爸妈隔着时差的“晚安”。我从未错过他们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。可是爸妈的另一端，却没有这样频繁响起的提示音，我说：“妈，我和同学吃饭呢，一会再说！”“爸，我累了，改天聊。”于是，他们只能从我的只言片语里，尽力地拼凑我生活的全貌。

我童年时就曾发誓，长大后一定要远走他乡，因为爸妈从未停止过争吵。我成年之后，爸妈的性格随年龄增长变得温厚，妈不再歇斯底里地指责爸，而爸也不再喝到不省人事。但是在大学毕业后住在家中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又感觉到了亲情的束缚：我晚归不得超过七点钟，不然爸妈就会疯狂地打我的手机；我不能十一点以后睡觉，妈会一遍遍敲响我房门，叮嘱我“快睡吧，孩子”；我也不能略过任何一餐，爸会受挫似的自言自语：“这不是我姑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吗？怎么连筷子都不动一下。”

台湾作家蒋勋说：“尽管我和我的妈妈很亲，但母爱有的时候真是暴力，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爱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是多大的负担。”这是在那段时间内，我对爸妈的看法：爱意过浓，束缚太多，接近暴力。

所以当我远行时，我就像一只挣脱了牢笼的鸟，迅速地飞向广阔的天空，以至于常常忽略了爸妈发来的近况。我记不起妈去广场跳舞，后来因为老师要统一着装，她就不去了，甘愿在家打扫我的房间；我也忘记了爸推掉了酒局，只愿意在家侍弄花园，或者一遍遍看我的艺术照。爸妈的生活无聊而空洞，我不在家这一事实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。曾经每日为我准备三餐，看我吃到肚皮圆胀的日子，在阳台上目送我上学去的背影一点点缩小的日子，每个学期末在火车站等待我乘坐的列车到达的日子……岁月将它们统统剥夺了去。

爸爸朋友的孩子和我一同在新西兰生活，回国的时候去我家做客。她后来跟我说：“你妈妈握着我的手，反复摩挲着，什么都没说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”过年时，我的亲戚在QQ上发来消息：“大家吃着饭、喝着酒，突然有人说起了你，你爸捂着脸就哭了起来。”那时候，我心里那个远行的孩子才肯真正停下来，迫不及待地向家的方向奔跑，眼泪飞溅。

直到我回家后，才一点点意识到爸妈经历的煎熬。除去那个我妈哭到让我想放弃梦想的时刻，还有爸每天都变着花样准备的晚餐，妈失眠了几年的老毛病突然间不治而愈，爱聚会的爸总是翘了班回家，甚至有一天我和妈走在路上，一向节俭到极致的她竟然肯在路边乞丐的碗里放上几块钱。她一路哼着歌，我的心里却只听见酸楚。

我第一次体会到独生子女父母的孤独，是在国外酒吧打工的时候。酒吧里有一些赌博机（在新西兰赌博合法），有些中国老年人因语言不通，无处可去，就经常来这里消磨时间——拿几枚硬币玩大半天。我有时和他们聊天，他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儿女。

一位伯伯说，他二十几年前和老伴来新西兰定居，在这里生育了一个女儿，那时夫妻俩辛苦经营着一家中餐馆，无暇照顾孩子，结果长大后的女儿完全融入了西方文化，不会说、也不想说一句中文。老伯有一次拿了一些英文资料，不好意思地问我，可不可以教他一些简单的词语。后来又拿出一张画满符号的纸，他说自己想买个iPad跟上女儿的时代，这些符号全部照抄女儿的iPad页面，希望我能告诉他这些奇奇怪怪的字符都代表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