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暑假的意义就是为了避免像我这样的学生在学校待久了，容易得自闭。

而上学的意义也是为了避免像我这样的孩子在家里待久了，容易犯神经。

考虑到像我这部分学生的存在，学校为了维持两极平衡，在我们快要自闭的时候适时的安排假期放我们回家休息，在我们快要神经的时候召回我们返校学习。

在自闭与神经之间摇摆不定，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病态平衡，最后学校会在学生即将崩溃的时候告知我们“病人情况很不稳定，需要转院治疗”，于是我们就毕业啦，于是考研的考研，工作的工作，各有各的去处了。这病，也就交给了上一级大学或社会再去治。

其实也没必要去治，久病成良医。一部分像我一样的学生早就学会了在快要自闭的边缘时，从“神经”处借一点快乐和乐观，学会了在快要神经的边缘时，从“自闭”处挪一些冷静和静思。在乐观与冷静中做好摆在手边的事情。

唯一的不同可能是：高中的时候，我觉得摆在我手边的事情分为两种：可做可不做的与不得不做的，看起来很单纯，做起来也的确很简单。而上了大学以后，可做可不做的事成了不得不做的，不得不做的又成了可做可不做的事。于是我又发觉事情忽然变得微妙起来，我所熟悉的关于事情的两种分类结合成了一类：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的事。这事看起来很矛盾，其实做起来比看上去还要矛盾。

但也相安无事，我偶尔也会怀念我的高中生活，怀念我的同学和老师，他们让我拥有了一段快乐的回忆，在回忆里我是一个十足的神经病，可以说“神经”有余，但不够“自闭”。我也不排斥我的大学生活，不排斥我的室友和导员，我能确定在未来的回忆里我同样也会怀念他们，因为他们让我变异出一种可以在“自闭”与“神经”之间切换的超能力，带着这股超能力让我可以去处理那些看似矛盾的“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之事”，兼之“神经”与“自闭”。

“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”我把其中的“誉与非”理解为“神经与自闭”，其中的“劝与沮”则对应为“乐观与悲观”。而我之所谓大学教育，就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一部分学生能在“誉与非”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，在“劝与沮”之中调节好自己的心态。在经历一件件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的事情过后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